两学者激辩: 科技巨头, 地缘政治中的玩家还是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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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辩论: 巨型科技公司能否改变地缘政治范式
文|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翻译|朱博雅
来源|IPP评论
巨型科技公司是否会改变地缘政治,有一天会取代民族国家?最近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一篇题为“The Technopolar Moment: How Digital Powers Will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的文章中,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 (Ian Bremmer) 认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对快速发展的数字空间领域的有争议的分析中,布雷默写道,主要的科技公司——Facebook、苹果、谷歌、亚马逊以及阿里巴巴、华为和腾讯等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强大的、自主的参与者,并具备了地缘政治影响力。
不过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了反驳性文章,认为大型科技公司不会像布雷默想象的那样强大或自主,也并不认为这些公司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时候取代民族国家。在布雷默提出的三个可能的形式中,他认为国家才是改变未来的关键。
正方:伊恩·布雷默,欧亚集团总裁。 “中美的科技巨头都在等一个时机, 它们早就不是政治棋子了”(点击文字阅读译文)
原因要从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根本区别说起。物理空间是我们所熟悉的、有形的:是空气、水、食物、耕地、我们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环境。
物理空间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没有它,人类将无法进食、呼吸、生育、穿衣和居住等等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地方坐下来插入设备,人们就无法上网或玩虚拟现实游戏。
我们不可避免地依赖自然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争夺领土、控制航道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设立边界并设计如主权之类的制度,来规范我们所处的可居住区域的政治权力。更明显的是,物理空间的不可或缺性是当今气候变化问题为什么如此突出的原因。
相比之下,数字空间中没有东西对人类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数字空间是有用的、无处不在的、有吸引力的、方便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改善生活,但这不是必要的。
人类繁衍到近80亿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大多数人现在享受着足以让他们祖先震惊的物质水平。人们在没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Facebook和任何其他数字空间元素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正如布雷默所说,“科技公司无法将自己与物理空间脱钩”,科技公司的设备总是需要建立在主权领土上。服务器必须位于某地并连接到现有的电网。编写算法、接听求助热线或填写订单的员工必须在受政权约束的特定地点生活和工作、吃饭和睡觉。
亚马逊可能在云端运作,但它也依赖运输车队运输商品。即使是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也必须在真实存在的国家边界内,根据当地法律建造他们的容身之处。
我的观点是,不难想象没有数字空间的人类生活,回想我们几十年前的生活就可以。但是难以想象如何生活在没有物理空间的环境中,这像是将我们带入科幻小说。
如果马斯克对火星殖民地的幻想能够实现,火星将成为一个遥远而微小的出路,依赖于来自地球的源源不断的供应,并且很可能住的是机器人,而不是人。
这并不是否认数字领域的重要性。如果明天数字空间崩溃,世界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传统邮件、模拟设备和其他数字化前的经商方式,但文明不会崩溃,人类可能会迅速适应。
当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我们政治话语的文明程度——甚至可能会提高。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物理空间的生物圈或其他基本特征,我们就完了。
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政府决定做什么,如今的数字空间都不会崩溃,没有人真的想要粉碎服务器并将我们带回模拟世界。真正的问题是数字空间将受到多少监管以及受到监管的方式。
尽管对谷歌、苹果和Facebook施加限制可能会使它们的利润略有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创新进度,但不会让它们破产。监管人工智能或其他数字工具可能会阻碍一些技术自主带来的好处,但它不会让所有发展停摆。
2 为什么国家会赢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政治形式。自1945年以来,独立国家的数量稳步增长,不同族裔或民族渴望只有自治才能带来的安全和自主。有些国家没有很好地保护自己的人民,但大多数国家在保证基本安全方面做得很好。
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如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灾难性天气事件——人们不会打电话给蒂姆·库克或谢尔盖·布林(Google公司创始人之一)来解决问题,而是会向政府寻求帮助。
即使在今天,公司、银行、非政府组织和大型科技公司最终都会受到政府的制约。如果公司享有某些特权(例如有限责任、法人身份或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保护),那也是因为政府已授予他们这些特权。华为无法获得所需的芯片是因为政府决定禁止芯片卖给华为。
国家还控制着终极武器:武力的合法使用。
没有任何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像国家一样的权力和忠诚度。如果Alphabet的领导人试图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会被捕。Facebook 的大部分用户不会拿起武器来保护扎克伯格免受政府监管。
简而言之,大型科技公司并没有像国家所拥有主权一样的权力,我指的这种权力是保护自己做任何需要的事的权威和能力。在国际政治的自助型世界(self help world)中,国家往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违法并做着可怕的事情。没有大型科技公司有这样的能力。
3 科技巨头真的不同吗
如今的科技巨头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僵化、腐败和无知的政府将无法或不愿迫使大型科技公司循规蹈矩。但历史表明,一定程度的怀疑是合理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雷蒙德·弗农、理查德·巴纳特和罗纳德·穆勒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正在对民族国家施加很大的限制,弗农最著名的书是Sovereignty at Bay,这一论点小瞧了美国权力及其所鼓励的自由秩序在促进跨国公司业务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即使是现在,各国仍在打击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用来增加利润的避税地点和会计伎俩。
再往回看一点,20世纪初期,美国钢铁公司和今天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一样占据主导地位,占1901年美国钢铁产量的三分之二。建造铁路、制造汽车、建高楼,都难免要和美国钢铁公司做生意。
尽管美国钢铁公司多年来游说以避免政府监管,并获得大量政府补贴,但如今该公司在国内钢铁消费份额仅为8%。一些现在在数字领域的科技巨头是否会有类似的命运?
我们回顾一下当今数字媒体巨头的前身:广播电视。1950年,几乎没有美国人拥有电视机;到1960年,80%以上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除了仅有的几个公共电视台,你可以在电视机里观看的内容仅来自三个大型公司:NBC、CBS和ABC。如果你想从电视机里看新闻,你只能从这三个主流来源中看到。
今天,大型科技公司对美国人的知识和想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真的不同吗?
布鲁克·马斯特斯在《金融时报》上提供了另一个警示性的故事。19世纪,美国的营利性铁路公司在他们所服务的地区掌握垄断权:新火车站可以创造城镇,关闭火车站可能摧毁这些城镇。运费的变化决定了企业是否盈利。
这些强大的公司“在19世纪70年代与国家监管作斗争”,但国会最终采取了行动,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并使铁路公司遵守法律。
布雷默认为,监管大型科技公司将更加困难,技术上也更具挑战性,我同意这一观点,这也意味着监管不当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中国已经对巨型科技公司进行了严厉打击,普京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美国不会像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如此严厉打击,但在政界,人们很明显想让这些科技公司服从监管。就在上周,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密切,拜登政府仍将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NSO Group列入黑名单。
科技公司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正在消失,因为各国都在建立他们在数字空间中的权威。请记住:对数字空间进行监管并不意味着将其完全消灭,不意味着使大公司无利可图或结束该领域内的所有创新。
得当的、更严格的监管可以通过打破限制性垄断来促进创新,同时使整个社会免受大型科技公司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这种负面影响的严重性。
数字技术以多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未来几年还将继续如此。供电、内燃机、航空旅行、免疫、原子的利用和人类基因组奥秘的揭示也是如此。
这些科学或技术革命都没有改变地缘政治,或者使边界变得无关紧要,也没有将数十亿人从某一国家的公民转变为世界公民。也许我缺乏想象力,无法看到布雷默认为的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转变,但我赌国家才是转变未来的关键要素。
很少有公司能存活一个世纪,但事实证明,国家和民族能存在很久。我无法亲眼所见,但我敢打赌,2100年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将仍与今天非常相似。具体而言,所有类型的非国家行为者——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将继续在国家政府设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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